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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師大的「學運歷史」(二):爭取生存的1946年台北高中大罷課

文:徐聖凱(台師大歷史學系博士生)

1945年8月日本戰敗,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收台灣,11月30日台北高校改名為「台北高中」,就在幾個月後,發生我們校園裡第二次的集體罷課事件。

 

戰後全台灣的校園,到處都因為教育問題以及軍警的衝突,學潮事件層出不窮,在這樣的氛圍下,台北高中也在1946年6月21日,因為學制、升學,以及學校存立問題,爆發了全校三百名學生集體罷課的抗議事件。在集體罷課事件發生之後的6月30日,台北高中一、二年級生組成的「台北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」,再寄發故意以日文書寫的《台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》,於7月5日早上9點,在學校大講堂舉行父兄大會(家長會),借助家人之力,解決台北高中所面臨的三件問題:學校存立的問題、大學入學問題,以及學校內部改革與職員肅正問題。

 

就在這次罷課的過程中,造成首任台北高中校長張金潤,以「體弱多病」為由請辭。

 

台北高中三百名在學生集體罷課後,寄發《台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》,召開父兄大會,爭取學生家長的支持 圖/涂聖凱提供
台北高中三百名在學生集體罷課後,寄發《台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》,召開父兄大會,爭取學生家長的支持 圖/徐聖凱提供

 

今日這場學運留下的史料有限,但是透過學生的訴求:學校存立以及大學入學,我們知道這一場學生運動是為了爭取生存權利而發動。台北高中是台北高校的延續,但是從1946年開始,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打算創設全新的省立師範學院,與台北高中在同一塊校地,共同分享台北高校留下的校址及設備,並計畫未來讓台北高中另覓校舍。這個共享校設的決定在同年實現,省立師院成功地「鳩佔鵲巢」,迫使台北高中生為謀解決生存危機,而決定集體罷課。

 

更為嚴重的是台北高中的學制與升學問題。原來在日治時期的台北高校,是一所具有大學預備教育性質之高等教育機關,學生畢業後不必考試,就可以保障直升大學,等於是準大學生。戰後的教育當局不明白日式、美式教育制度的差異,就猝然間往美式體制移行,台北高中被降格為中等教育的一環,並且從全台灣唯一的高校,轉變成幾所高中之一,學生不再能夠直升大學。這導致台北高中生原以為已經跨過天下的難關,可以像戰前的台北高校生一般,戴上「兩條白線」帽(台北高校制帽)的榮冠,成為準大學生的一員,沒想到面對的竟然是理想的幻滅,成為迷途的羔羊。

 

最終,這場全校三百名學生的集體罷課,在混亂的時局中,沒有爭取到直升大學的權利,學運失敗的結果讓不少學生紛紛轉學,放棄學業,甚至在台北高中首任校長請辭後,校長一職由同校地的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兼任,直到1949年台北高中停辦為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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