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規不是生命,他的時間不是你的——答覆三流學生

文/張宗坤(現為學生議員)

所有的另類社會實踐,多半都是從空想開始。後來,開始有人反駁空想,但這些反駁不一定是徹底打翻了空想,也可能是分享了空想的預設,將空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慢慢補滿,穿遊在空想與現實之間,逐步改造社會。

雖然看到有部分學生自治圈的夥伴用臉書回應,但似乎沒有激發出比較完整的討論,那就讓我獻醜一篇了。我想提出兩種身份的邏輯差異,作為對「三流學生」的簡要回應。我不嚴格地要求自己與那篇緊緊與現實糾纏在一起的文章對稱,而是以較為迂迴的路徑,說明除了法規之外,我們還有其他可以傍身的寶貴事物。從而,我得到的結論雖然包含法規在內,但更擴張到探討我們對於學生自治的想像,以及在這些實踐之中,新的學生主體的誕生。

先說說我對三流學生這篇文章(以下稱為〈三〉文)的看法。我以為,這篇文章太過強調組織中的法律因素,從而導出了法規作為唯一安定學生會的法寶的結論。在某部分來說,我並不覺得全錯,特別是我也同樣惋惜某些人過早離去,造成某些遺憾,在這青黃不接的三個月裡,到底新的學生會能發揮什麼功能?雖然有待時間檢驗,但應該樂觀不得。畢竟只有三個月。

照〈三〉文的論述方式,似乎光靠著精巧制衡的法規,就能夠解決他隨後提及的「互不相知」的問題。這是真的嗎?我想是不然。法規永遠不會完善、永遠落後於現實,而人的生活、人際關係或與朋友的關係、與世界的關係,又豈能被法規所約束呢?

參與學生自治的人,先是同學,而後才被這一套政治規則分配為某種職位。身為同學與身為學生自治參與者的兩種身份,有著質地上的差別:法規只能夠保障守法的、循規蹈矩的學生會,但卻不能阻止同學之間的爭執,更不能防止學生會的代間斷裂或是分裂。

我們每個人都背負了許多的身份、許多的認同,並不是單單讓這諸多認同中的其中一種,斷言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;而是我們去主動整合(但不一定也不會完全成功)了這諸多身份之間的差異與矛盾,而後前行。

身為同學、好友的邏輯,畢竟是和身為學生自治與學生會中不同職位的政治邏輯,有很大的差異。體認到兩套邏輯之間的張力,與之共處,雖然矛盾但也努力摸著狹路前行,比起批評「打高空」又說要「具體看到學生們的生活狀況」,來得踏實多了。

這樣說起來,法規的重要性雖然不是完全消失,但也沒有必要被當成唯一、神效的解方。也許真正重要的不是法規而已,更是我們為什麼要修法、修法是為了面對或處理怎麼樣的現實、捍衛學生權益的路上誰才是真正要挑戰的對象,這些問題仍有待解決,只拋出「修法」而沒提及這些前置的思路,恐怕只會落入法匠的教條主義陷阱。

我雖然並不樂觀看待接下來師大學生自治的發展,知道接下來註定得在悲觀中工作,但正是在這種不同的邏輯交會之處,新的主體、新的關係已經逐漸出現:也許會思辨的學生是一種、會組織的學生是一種,誕生出新的認識與世界觀的學生又是一種。

法規能幹嘛呢?法規應該是配合政治方案的需要而出現,如果帶著嶄新參與意念的學生正在誕生,那麼,新的政治方案也應該由這些學生來決定。三流學生倘若真想改變現狀,那麼他也許該少講點空話,多做點正事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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