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師大的「學運歷史」(一):爭取自由的1930年台北高校大罷課

文/徐聖凱(台師大歷史學系博士生)

學運是學生發起的社會運動,也許很多人不知道,我們校園裡曾發生三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,從日治時期的1930年台北高校大罷課,到戰後初期的1946年台北高中大罷課,以及1948年省立師範學院的四六事件,都是本校學生發起的學生運動,因為對於校園事務或是社會現況不滿,而發出抗議的聲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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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多年前的1930年,也就是台北高校時期,這批國家、社會的菁英發起反對干涉、追求自主權的集體罷課行動,是我們校園裡第一次的罷課事件。

 

事件起因於某生在考試時,私下翻書遭校方退學,該生是即將遠征日本的棒球社主力游擊手,學生方面向校方陳情但被駁回,加上另一名學生以筆名向販賣部購買香菸,被誤為詐騙而退學,以此為導火線,學生認為校方並未調查清楚便嚴懲學生,以及對部分教師不滿,因而發起抗爭。1930年9月10日,學生以全體同學的名義向學生家長提出〈聲明書〉,陳述罷課理由、目的與行動,他們要求退學者復學,三名無能教授退職,學生之懲處須有學生代表在場陪審等。校長隨即召集全校教師,議決拒絕學生要求,回復正常授課等五項內容。學生即刻起關閉在校內宿舍,不上課亦不回家,依照宿舍自治經驗,組織會計部、食糧部、情報部與警備隊,隔絕親人探視,聲明不達目的便不解散。11日高等科學生全數缺席,學校二度召開教師會議,由班導師勸導解散,校長強勢要求學生反省,學生都不為所動。11日夜,有部分三年級學生聲明反對罷課等行動,學生內部開始動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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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紛歧的不只學生,當日校方因為學生處置問題,軟硬兩派教師在教師會議上激辯至深夜,家長意見同樣缺乏共識。當時總督府的立場,因為沒有左派團體滲透,台北州警務部表示若不暴動則不干涉,文教局則因學務部長及視學官之子都是罷課學生,甚至擔任罷課學生代表,於是全交由校方處理。12日午後校長邀請文教局長與學生代表進行會談,仍不見成效,學生持續固守宿舍。終於當晚有戲劇性轉變。應校長之請,警察擬包圍學寮,在警察未抵達前,一名自由派的教授馳赴宿舍,擊破窗戶連喊「快走!快走!有大事發生了」,奔出學寮的學生群集校庭,蠻聲高歌台北高校第一校歌「獅子頭山に雲みだれ……」步出校門,最末在警方環伺下,大呼「台北高等學校萬歲」三遍而散。

 

深究這次罷課發生的原因,其實是一個爭取自由、自治的反體制行動。我們知道台北高校生是當時社會中菁英中的菁英,「自由自治」是他們的傳統精神,在事件發生時,各家報紙不約而同刊載事件始末以及學生的〈聲明書〉,反映社會對於學生聲音的重視。台人民間日刊《台灣新民報》認為學生罷課並非無理,要求校長引咎辭職。日人民間週刊《昭和新報》呼籲校方與其考慮如何處罰學生,不如思考如何教育英才。半官方日刊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的記事將學生置於不利的位置,但投書與評論內容都籲請校方對學生從寬處置。日人民間週刊《新高新報》完全站在學生一方,痛陳校方將責任完全歸罪學生而不知自我檢討。

 

校方在學生解散後宣布停課三天,期間有十餘名台北帝大生以台北高校畢業生名義介入調停,先後與文教局長、校方交涉,但掌握決定權的校方,內部仍分歧不已,也沒有接受調停案。最後,因為教師的對立造成兩名自由派教授去職,包括當時破窗通知學生的教授,而所有罷課的學生全數畢了業,沒有一位「犧牲者」出現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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